前面幾篇，把遠絡是怎麼來的、我為什麼去學、怎麼學會的、幾個親歷的病例，還有它碰到的現實難題，都攤開了。

那些難題，說到底有兩大方向：一是施術的方式連帶收費標準，直接影響醫師的實質收入；二是學術上的認同。這一篇，我想談的是——為了讓它走下去，我們後來實際做了哪些努力。有些撐住了一時，有些只是讓問題現形得更清楚。

這不是「如果當年換個做法」的假設。這些，是我們真的動手做過的事。

為什麼要開發治療儀器

先說施術這一塊。

用按棒治療，其實有個好處：患者對醫師的「努力」與「辛勞」有非常直觀的感覺。那是真的一棒一棒按下去，病人看在眼裡。但缺點也很明顯：除了人工昂貴、病人負擔重之外，按壓過程的痛感非常強烈，常常是病人無法忍受的。

柯醫師在自己的著作裡寫過一句話，說病人來診間要哭兩次——一次是治療時痛得大哭，一次是治療後見療效驚人又哭一次。雖然這句話有廣告詞的味道，但前面那個「痛得大哭」，確實是診間裡經常看見的場景。

所以一個很自然的想法是：能不能保留「醫病直接接觸」的那種信任感，但把「費力」和「疼痛」拿掉？

兩種儀器的構想

治療儀器的構想，分成了兩種。

一種是攜帶型的鐳射筆。它傳承自按棒治療的想法——醫者與病患直接面對面接觸——但不費力，也不疼痛。對醫師來說，是把力氣從手上卸下來；對病人來說，是把那種難以忍受的痛也卸下來。

另一種，是用低周波治療儀改裝出來的「補瀉治療儀」。它可以多點同時施作，適合在診間批量地為病人處理。這樣一來，就診人數可以增加，病患的經濟負擔也能減輕——前面提過，按棒治療最致命的，就是一個病人要耗掉一到四位醫師的體力，帳根本算不過來。

這兩種儀器，方向都是對的：讓遠絡從「靠人力硬扛」走向「可以規模化一點」。

但它們共同卡在一個地方

鐳射筆與補瀉治療儀，有一個共同的問題：體流（氣）的流向，無法證明。

其實這本來就是整體學術認可的一環，只是這一環太小，當時我們還顧不到那裡。

依柯氏遠絡的說法，補與瀉，體流的流向正好是相反的，各有其代表意義。那問題就來了——

鐳射筆在體內，是否真能如柯醫師所想：只要在穴位擺放的方向對了，就能決定或改變體流的方向？

我自己嘗試用「正負極方向」的觀念，去控制體流的流動——這也是後來補瀉治療儀的起點。但是，電流是否等同於體流，仍是不得而知。

不過，回頭看，這兩個嘗試想證明的，其實已經是相當「末端」的部份了。因為連最基礎的幾件事，當年都還沒人證明過。

體流到底有沒有方向？這是最根本的問題，卻從未被證實過。

那麼，柯醫師用手按壓的方式，真的就是他口中所說的「補」與「瀉」嗎？還是說，那其實只是一種力量的傳達，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補與瀉？甚至，「補瀉」這整套講法，會不會只是柯醫師借來的一個框架——借了它，好讓一種止痛的手法，有個說得通的名字？這些問題，我常想，但沒有答案。

而在這些地基都還沒打好的情況下，鐳射筆和補瀉治療儀要證明的，反而是更末端的東西——連體流有沒有方向都還沒確立，就要去證明下游的儀器能操控方向。這正是當年我們最尷尬的地方：想從屋頂開始蓋，卻發現連地基都還沒測過。

先從傳統的低周波治療儀說起：它是沒有方向性的，只是對經皮神經施以刺激，來緩解局部的疼痛。可是遠絡的治療點是「遠端取穴」的——要在遠端的穴位施以刺激、並操控體流方向，來改善患部的症狀。這是完全不同的治療概念。

舉個例子最容易懂。假如一個人是右肩疼痛，傳統的低周波治療，就是直接把貼片放在右肩的患處，用電流刺激那裡，達到局部止痛的效果——這完全是西醫那種「哪裡痛、治哪裡」的直覺。但在遠絡的邏輯裡，治療點可能選在左腿，在遠端施以刺激、靠操控體流方向去改善右肩的症狀。刺激的位置和患處是分開的，這就不是一般西醫那種直覺式的治療方式了。

而這一切的核心，又繞回同一個死結：如果「體流方向」能夠被證明，遠端取穴這一套才有機會被正視——不只證明儀器確實有方向性，更證明這整個「在遠端動手、卻改善患部」的邏輯是可行的。

我只能說：要走的路還很長。但當時，能用的經費本就有限，又大多流向了學術界與招生那兩頭吞金獸，輪到儀器研發，早已分不到多少。所以這條路，也就一直沒能往下走。

補瀉儀這一塊，我多說一點

由於補瀉儀是由我主持開發的，我再多說一點細節。

初期為了省錢，我們沒有另外開模具，而是把現成的低周波治療儀，改了電路而成。每台有一個共地點、四個治療點，所以一台機器可以同時治療四個點。為了能再省點時間，我又設計了治療架——每個架子放三台治療儀，再讓架子與架子可以並聯。理論上，同時可以有「無限個」治療點在進行。

聽起來很宏大，對吧。

但這裡有個很現實的尷尬：姑且不管體流到底有沒有照計畫走，光是看那些密密麻麻的線，就夠工作人員手忙腳亂了。更別說，醫師根本無法有效地監控——每一個治療點貼放得對不對、補與瀉的流程切換得準不準。

這是我們當年真實做出來的東西，也是真實碰到的瓶頸。它沒有解決「體流不可證明」的根本問題，只是把「人力昂貴」換成了「線路混亂」。

學術界的認可，是另一座大山

再說第二個方向：學術認同。

柯醫師早年在上海，曾想把遠絡投到國內的期刊，卻遭到中西醫界全面的拒絕。原因很直白：這種「不中不西」的療法，在當時的學術環境裡，是沒有任何空間的。

最後柯醫師選擇了全面倒向西醫——試圖以西醫的病理學為基礎，來獲得「那個系統」的認同與接受。事後來看，這有點天真；但坦白說，那也是無路可走時，唯一能走的路子。

為了達到這個目標，柯醫師在台灣和日本都努力想進入醫學教育系統，但收效都不大。雖然後來經國防醫學院體系牽線，和杜克大學有了些往來，甚至曾有柯醫師的學員，在杜克擔任 fellowship 期間以遠絡看診，但終究撼動不了體系的大山。

最終，只能在一個分數不高的 SCI 期刊上，登了一篇 case report。這是一小步，但實質價值不高，當然也很快就泯於學術的洪流之中。

一段側記：連同窗都撼不動

我想補一段側記，說明打進學術界的困難，到底難到什麼程度。

柯醫師中學時期有一位同學，非常優秀，直接保送台大醫學系，後來就留院，一路升任復健科主任及教授。為了得到這位曾經同窗在學術界的認可，我陪同柯醫師，前去他家中拜訪。

才說明來意，那位教授完全不留情面地說：

不要告訴我病人覺得有效。你如果能證明一隻狗的疼痛被你治好了，我們再來談。

我不能說這位教授不近人情。可能他見多了這一類的學術騙子；也可能，他比誰都清楚「證明」這條路有多困難，不值得把自己的學術聲譽賠進去。

這是一段側記，也是我們篳路藍縷的故事裡，最讓人啞口無言的一幕——連私人的同窗情分，都抵不過「拿不出證明」這四個字。

而這個部分，是個真正的吞金獸。必須投入大量的金錢。最後資金不足，只能悄然收場。

還有一個吞金獸：招生

另一個需要耗費鉅資的，是招生工作。

台灣的市場飽和之後，必須向海外開展。但在沒有「那個系統」奧援的情況下，幾乎每一次出擊，都帶來很大的虧損，反響也不如理想。

這一篇，講的就是這些

我們不是沒有努力過。

儀器開發、學術叩關、海外招生，每一條路都走過。有些撐住了一時，有些只是讓「為什麼走不遠」這件事，現形得更清楚。

下一篇，我想談的，就是那個結局——功虧一簣。